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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-03
06月03日,星期四 10:42 grade
对话币安赵长鹏:在加密货币的中间地带

币世界-对话币安赵长鹏:在加密货币的中间地带去中心化,但不完全去中心化。

编辑 | 程曼祺

在这个弹丸之国的狭窄空间,这位 44 岁的加拿大华人远程掌管着一家千亿美元估值的公司 [1]。在线上虚拟世界,赵长鹏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 CZ,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(Binance)的创始人兼 CEO。

疫情后,他停在了新加坡,以线上会议连接着分布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0 名币安成员。他为这种新状态添置了一个 “大型设备”——一块绿幕。当有正式线上活动时,他会站到绿幕前,抹掉房间的真实环境,换上一幅带有明黄色币安 logo 的虚拟背景。

他的特点是 “缺乏特点”。赵长鹏留着寸头,身材不高不矮、不胖不瘦。他的想法和行事方式也如此,在区块链行业内,他是那个走在中间的人。

另一方面,看重自由和流动性的赵长鹏也积极看待政府对加密货币的监管。他称自己绝不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,他无法想象没有政府和警察,社会会如何运转,人群将如何自保。

币安不是典型的公司。它没有总部,没有办公室。分布于全球的近 3000 名成员均在家办公。一名币安员工说,他的入职手续都是飞到 HR 所在的城市,在 HR 家里办的。

中间路线和对矛盾事物的兼容背后,有赵长鹏的实用主义。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,坚定还是摇摆——他不太看重这些有区块链特色的评价维度。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标准是:是否合理、有好处、有必要。

为了推广币安在去中心化金融(Decentralized Finance,下称 DeFi)[2] 上的关键布局 BSC (Binance Smart Chain,币安智能链,下称 BSC),赵长鹏有时甚至会故意去怼以太坊——外界认为 BSC 对标以太坊。“在 BSC 比以太坊小时,这对 BSC 有好处。”

从结果看,对加密货币的不完全坚定并不影响赵长鹏和币安在这个领域的成功。赵长鹏认为,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核心竞争力和过往的类似产品无异,还是服务好用户。务实、兼容、多元的风格,能帮他们服务尽可能多的全球用户。

1989 年,12 岁的赵长鹏离开出生地中国江苏,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。很多事情在当时埋下伏笔。中学时代,赵长鹏当了 4 年排球校队队长,他说自己在场上更像粘合剂——个子不是最高,攻击力不是最强,他 “不是杀球的那个人”,他负责协调全场。

《晚点》:4 月中旬以来,比特币从接近 65000 美元的高点下跌,一度低至 30000 美元,你怎么看这种巨大的波动性?

《晚点》:今年 2 月比特币价格突破 5 万美元后,你曾在 Twitter 上说:“比特币的 5 万美元是新的 1 万美元,如果现在不买就等着后悔。” 为何如此看好比特币?

《晚点》:一种普遍观点是,美元超发是去年下半年启动的这轮牛市的重要推力,比特币涨不是因为自己多好,而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太差了。你怎么看这轮牛市的原因?

也有一些行业内因素,去年的 DeFi (去中心化金融)和今年的 NFT(非同质化代币) [3] 比较火,有很多创新。另外,去年比特币挖矿减半 [4] 了,新比特币出来的速度慢很多。具体哪个影响比较大,没人能 100% 说清楚。

赵长鹏:长期看,比特币的比重还会降低。比特币是第一个数字货币,它有网络效应,就像数字货币里的全球储备货币。但比特币的创新速度不如新项目,迟早会有其他东西蚕食比特币的份额,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是什么。

赵长鹏:包括它们。以太坊以前有机会,因为比特币能做的事它都能做,并且有很多创新,社群很活跃。但以太坊很快碰到了性能瓶颈。现在的加密货币要在市值上超越比特币蛮难。比特币最去中心化,因为它的创始人不在。

赵长鹏:我觉得比特币是一套新技术而不是某个东西。互联网刚出来时,人们会认为互联网是另外一种沟通渠道,我们有电话、收音机、电视,现在还有了互联网。但互联网其实是一个新技术平台,互联网上会有互联网的收音机、视频和社交媒体。社交媒体是传统没有的,电视、收音机是传统就有的。所以互联网不是在具体应用层面跟它们并行,互联网是底层架构。

《晚点》:但 “各种各样” 的东西似乎还未出现,区块链领域还没有杀手级应用,这是为什么?

第二加密货币市场内其实有做得挺好的应用,比如 2017 年的 “首次公开发币”(Initial Coin Offering)(即公开发行可交易的代币,类似发行股票),我称它为 “区块链全球融资”,这是一个杀手级应用。之前创业者是没有工具去全球融资的。假如你是一个中国小散户,你也投不进美国早期项目,比如 Uber 、特斯拉。但 “首次公开发币” 可以,它现在还在用,当然也有很多骗子。最近的 NFT 又是一个新模式,它能让艺术家或内容创造者更好地把作品变现。这些应用都是传统金融不支持的。

《晚点》:你是怎么从传统金融行业跨到加密货币的?

去了之后发现这一帮小孩非常真诚,也非常努力。当时有一个人为了教我用钱包,就转了一些币给我,学会后,我说我把币转回给你吧,他说不用,你留着吧,你可以用这个币去教下一个人。我看了一下,大概就三百美元,几千块人民币,不是很多,但也不少。他们这帮人真不是出来骗钱,不是报纸上说的贩毒老大,他们就是一帮技术小孩。

《晚点》:对一个新机会感兴趣,需要做到卖房这一步吗?

《晚点》:2014 买的比特币后来拿住了吗?加密货币在那之后不久就进入了熊市。

《晚点》:这种把区块链类比成互联网的想法,是你当时就有的还是事后总结的?

《晚点》:你现在如何配置个人资产?你有再买房子等固定资产吗 ?

《晚点》:你 2014 年入行时的态度很坚决,但创立币安前的 2015 年到 2017  年之间,你曾离开加密货币行业,做了给邮币卡(邮票、钱币和电话卡等收藏品)提供交易系统的比捷科技,为什么中途去做这个?

《晚点》:2017 年 5 月发生了什么,为什么又回来了?

更长远地看,我觉得人类历史上,任何时候我们能提高一个东西的自由度,且不降低它的安全和易用性时,文明都有很大进步。我觉得未来几十年内,金钱的自由度会变得更高,同时安全和易用性可以保持,甚至变高,这是币安想做的。我们想为这个行业提供一些基础架构服务。

赵长鹏:我觉得人要找三个东西的结合,一是自己会什么,二是自己喜欢什么,三是这个东西对别人有没有价值。不是每个人都特别懂芯片,都知道怎么挖矿,都熟悉数学算法区块链。我的经历一直在交易系统这边,对我来说最合理的就是继续做交易平台。

赵长鹏:去中心化交易所确实发展很快,但直到现在,它的交易量和安全系数跟中心化交易所仍有差异,对大部分新手用户有门槛。

《晚点》:区块链行业不少人有始终如一的价值观和方向选择,比如有人执着于去中心化,有人执着于把比特币用到支付上,有人看重提升效率;你似乎更偏实用主义,选择随形势变化。这会被一些人视为不够坚定,你怎么看自己的这种特点?

3“如果 2018 年再继续涨,不一定有今天的币安”

赵长鹏:还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以用户为核心吧。这体现在一些长、短期利益博弈上,例如上币时的选择和产品功能设计。

《晚点》:现在行情剧烈波动时,币安、Coinbase 和火币等交易所仍会出现卡顿、宕机、“因流量暴增暂停提币” 等情况。一些人认为,表面的故障背后是交易所在操纵。

赵长鹏:以币安当今的交易量来看,手续费收益就不少了,不需要通过操纵什么挣短期的钱。聪明人会保护长期的信任。

赵长鹏:这不是那么简单。对系统不太了解的普通散户经常说,你多买服务器不就解决了吗?花钱能解决的问题,我们早花钱了。

现阶段的成长完全超出我们 2018 年的预期,我们还在做多种优化,但继续往下涨,可能还会碰到一些磕磕碰碰。

赵长鹏:主要是用户数,远远超出了预期。2017 年比特币的峰值是两万美元,前段时间到五万多美元,涨了 2.5 倍,但活跃用户数却涨了二十倍。当时已照着五倍、十倍去扩了,还是扛不住。

赵长鹏:总的机构数据是指数性增长的,特别是过去半年。在整个市场中,中国机构占比不大。美国机构大概占市场的百分之八九十,中国反过来,散户占百分之八九十,中国几个亿身家的人都是自己操作一个账号。

赵长鹏:机构交易对 API 、交易速度的要求和散户完全不一样。举个例子,机构都是团队操作,有老板、组长、小团队,每个人有不同权限,我们叫子账号功能。这些功能 2017 年没几个交易所有,我们也没有,现在我们都有了。

赵长鹏:子账号是在 2018 年底左右,那时是熊市。其实当时主要就在练内功,我们那时的核心撮合比较快,但周边系统不够,2017 年成长太快,跟不上。当时就担心,如果 2018 年来一股非常牛的牛市,币安会很卡,我们反而可能丢掉领先地位。

《晚点》:所以 2018 年初开始的熊市,对币安来说反而是一个有利外部环境?

《晚点》:你们对未来增长的预测是?会提前做哪些准备?

《晚点》:现在很多新用户涌进加密货币市场。他们的风险意识和交易技术可能都不好, 但币安、火币等交易所又能很方便地加杠杆,杠杆很容易亏钱。你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?

第二个,如果是一个新的散户,他赔钱到一定程度时,我们系统会告诉他不要再交易了,阻止他交易 48 小时。我相信我们是唯一一个阻止用户交易的交易平台。

赵长鹏:数据我倒没有,应该不少人,但这对我们的收入不会有太大损失。因为这种用户,他只会伤自己,不会特别帮我们。受伤之后,他还是会停,只是早停晚停。我们让他早停一天,他少输点钱,我们少赚几十块手续费没关系,我们保留长期用户。他学会了怎么赚钱,我们的收入会更多。

赵长鹏:币安现在完全是用多重签名机制,很早就不依赖单个人了。我们最大的钱包需要 15 个人中的 7 个人签名。这些人是谁,他们互相都不知道,此外只有很少人知道全部人是谁。而且我和币安所有公开对外的人都不在签名名单里。币安提币跟我完全没关系,我想偷币都偷不走。

赵长鹏:全部用工具。管钱包的人的软件里会弹出需要处理的任务。做运营管理的人不知道管钱包的是谁。

赵长鹏:他们从币安得到的待遇相对高,我们先把他想偷的意愿去掉。而且光一个人想偷也不行,他要勾结大概 8、9 个人。他去打听其他人是谁时,非常容易泄露。如果有人出事了也没关系。软件可以把人移出,把新人加进来。

4“你说我抄了奔驰,但我车速比他快 10 倍”

赵长鹏:BSC 的日交易量现在超过以太坊大概四、五倍了,有了几百个生态项目,但 BSC 才推出 9 个多月,它起来得比我们想象得还快。除了 BSC,我们还在做 DEX(Decentralized Exchange,去中心化交易所),我们也投了很多以太坊、波卡生态的项目。

赵长鹏:我解释一下,BSC 不是我们做的。我们之前自己做 BNB 时慢慢跟社区有很多合作。所以到 BSC 时,是社区里一帮人过来说他们要做一个智能合约链,跟以太坊接近,希望我们给一笔资金。他们愿意把 BNB 作为这个链的主币,之后这个链上的任何交易都会用到 BNB,这对币安是好事,因为我们是 BNB 的最大持有者。

《晚点》:币安对 BNB 的集中持有和 BSC 宣称的去中心化社区方向没有冲突吗?

第二,BSC 完全去中心化后,价值才更大,整个 BNB 的市值会更高,吸引用户的网络效应也更大。所以从利益驱动上,我们想要去中心化,我们也在这么做。

《晚点》:有人会觉得以太坊是更理想的区块链项目状态,它比较分散,其创始人 Vitalik 也没有持有太多以太坊,这会是 BSC 想发展的方向吗?

大概 2017 年时,Vitalik 把一部分以太坊卖了 3000 万美元,这可能代表他特别公平,也可能代表那时他比较看重美元。

《晚点》:外界认为 BSC 是对标以太坊的,你怎么看二者的竞争?

有些人更喜欢以太坊,因为 Vitalik 拿币比较少,更去中心化等等。但他们手续费比较贵,说实话是非常贵。转一笔账要收 10 美元,用一次复杂点的合约,要上百美元。除非你一次做百万级的交易,不然没法付手续费。

BSC 起来后,以太坊的交易量并没有变少,但也不再增长,这是因为它碰到了技术瓶颈,网络最高承载量就是每秒 15 到 20 笔。我们慢慢变多,因为我们还没碰到上限。所以不存在竞争,只是他们不能服务的用户我们现在可以服务了。

赵长鹏:肯定可以,但这需要时间。他们跟 BSC 的定位不一样,它要能在几百万个账本上完全同步,同时每秒处理几百万单,这个技术门槛蛮高,几年内蛮难解决。

《晚点》:BSC 比以太坊快和便宜,是因为需要同步账本的节点少很多,是吗?

很多人说 BSC 没有创新,只是抄了以太坊,其实性能提升几十、几百倍就是一个创新。你说我抄了奔驰,但我车速比它快十倍,那是不是一个创新 ?

《晚点》:近期各国政府对加密货币有一些不同表态——有的政府对加密货币很开放;有的政府偏严厉;还有政府在把加密货币纳入现有监管体系,如近日有消息称美国货币监理署(OCC)、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正考虑成立一个加密货币监管的 “跨部门小组”。你觉得各国态度会如何影响全球区块链行业格局?

《晚点》:从你们的接触情况看,各国共同关注的内容有哪些?政府有些什么常见想法和认知?

《晚点》:政府的合规诉求会如何影响加密货币?自由度被认为是加密货币的一个主要新价值。

我觉得合规还是很重要的。区块链、数字货币行业里有一帮人是极端自由主义的,他们希望不要政府,也不要警察,就一帮人自己生活。我不觉得人类可以文明到那个程度,在一个完全没有政府和警察的社会,每个人怎么自保,全部请私家保安?

但如果等人把规矩全部定出来之后再开始做这个行业,可能也不太对,因为规矩都是先做一段时间才摸索出来的。监管需要案例,在一个还没有的行业里告诉你能做这个,不能做这个,让这个行业去发展,这不可能。

赵长鹏:我个人感觉,前几年是小国,因为大国比较复杂。中美这种大国,如果规矩定得不够细,就有很多人钻空子。但行业初期,你又很难定得特别细。但比如百慕达,整个国家就七万人,跟上海一个小区差不多,他不需要规定,就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看,他看得过来。而且小国不太需要保护自己的货币,他们不太在乎冲击,反而认为这个东西能帮他们在新领域,比如金融科技上领先。

《晚点》:你觉得各国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是真正的区块链应用吗?

最后还是看是不是足够安全、易用和自由。如果这几个高,就会被很多人用;如果低,除非硬逼人用,但逼人太难了。

赵长鹏:目前来看这是两个体系,相互没什么影响。不过如果未来有相互兼容的机会的话,应该会催生神奇的反应。

《晚点》:币安没有总部,员工全部在家办公,你们怎么保证运转?

《晚点》:有人会要求用数字货币来发工资吗?

《晚点》:你们怎么交税?

《晚点》:描述聊币安时,你用的是 “公司” 这个词,所以你们还是个公司?

公司的很多传统币安都没有。我们不需要总部和办公室,不需要在某一个地方注册。但是我们可以让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。我们之间有信任和奖励机制。

赵长鹏:有目标不代表是中心化。

赵长鹏:现在很多事情我不会自己做了,自己做效率非常低。比如以前市场活动有时会问我审批,现在 300 万美元以下的市场花费我基本不用介入。

《晚点》:你也花了不少时间在社交媒体上,你发 Twitter 挺频繁。

其实我不太喜欢出头露面,但为了推广 BNB、BSC,有时也会怼怼以太坊的人,故意搅合一下,这种小技巧也用。他们骂回来也不一定是坏事,两人对骂围着一圈人看,BSC 比以太坊小的时候,这对我们有好处。

赵长鹏:我有几个责任:我带领一个团队,要把工作做好,把整件事做大。这都不一定是责任,这是我的使命,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做件事。

《晚点》:这种平静的状态怎么形成的?

《晚点》:在创立币安之前,你就换过很多地方,在江苏待到 12 岁,后和家人去了温哥华,在东京、纽约工作,在上海创业,这种长期迁徙的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?

我最开始被比特币吸引也和这个有关。以前我从东京工作完去纽约时,发现把钱转过去很麻烦而且手续费很贵。比特币就没有这个问题,我很容易理解,自由度变高了,费用也降低了。

赵长鹏:我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加拿大。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,有各种民族、国籍的人。其实从大陆出去的那帮小孩一般还是跟大陆小孩一起玩,我比较例外,我当时一直在打排球,中学 5 年,有 4 年我是校队队长。校队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,我有很好的白人朋友、韩国朋友、印度朋友和黑人朋友。我有些中国朋友会抱怨种族歧视,但我从来感觉不到。

赵长鹏:其实排球队长是一个黏合剂的概念。他一般是二传,负责组织协调整个场上,并不一定是攻击力最强的人。我们团队有好几个个子比我高,长得比我壮,跳得比我高,杀球比较狠。我不是杀球的那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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